紫禁城文华殿偏厅，七位顾问大臣汇聚一堂，商讨军政大事。
之前商讨一整天，都是按照既定流程办事，没什么新意。结果才散会一个多时辰，就有新议题了。
居庸关守将李频，上报朝廷出动援军两千余众增援土木堡，其得到的军令不是朝廷下发，而是由沈溪这个延绥巡抚直接开出的调令，让朝中的大佬们大出意外。
建昌侯张延龄并非七位顾问大臣的成员，但他跟兄长一起统辖京营，此时同在文华殿内。
听到熊绣的阐述，张延龄心想：“沈溪这小子不甘心引颈就戮，居然擅自调兵！？原本死后还可以追封个功臣，使得家族荣耀，但出了私下调兵这事儿，足可让你身败名裂，不是功臣反而是罪臣。这小子简直是自找麻烦！”
除了张延龄幸灾乐祸，与会大臣大多生性谨慎，诸如刘健、马文升，他们担心的是出动援军后对居庸关防务的影响。
虽说给沈溪派去的属于“预备役”，但在内长城一线遭遇鞑靼攻打之时，这些“预备役”兵马也可以派上大用场，沈溪此举在朝中大臣看来，有“僭越”嫌疑，擅自调兵，必须要拿出个对应的态度。
英国公张懋环视殿内群臣一眼，说道：“延绥巡抚，从居庸关调兵，未经兵部许可，怕是不妥吧？”
张懋没敢把话说得太满，因为他要试探在场大臣的反应，张懋清楚谢迁和马文升肯定会保沈溪，李东阳、刘健、张鹤龄则会站在踩沈溪一边，至于兵部侍郎熊绣则属于中立一方，两边都不会得罪。
张延龄蹙眉：“公爷这话不对，沈溪的行为哪里是不妥，根本是罪大恶极！沈溪身为延绥巡抚，本为光复榆林卫城出兵，结果他出京一个月，尚未离开京师六百里，兵不过宣府，如今延绥已顺利收复，他尚停留土木堡，如今调动的又是隆庆卫兵马，于情于理，都该追究责任！”
张延龄对于西北战事一知半解，只顾着攻讦沈溪，没有考虑太多。但像张懋、刘健这样的老臣，却清楚延绥巡抚这个职务有着怎样的定义……沈溪以右都御史领延绥巡抚，乃是刘大夏副手，征调兵马范围绝对不仅仅限于三边，为了达到对鞑靼作战胜利的目的，征调隆庆卫兵马帮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问题在于沈溪征调的兵马不是往宣府，而是往援土木堡，土木堡已荒弃，不在朝廷刚刚做出的军事防备体系之列。
如果朝廷将沈溪这种调兵行为认定是抵御鞑靼入侵，那就合情合理，属于正常调兵；如若将沈溪的这种调兵行为当作是为解救自己危难而不顾大局，那就是自私自利、贪生怕死的僭越。
说白了要看朝廷怎么给沈溪定性，在大明，以成败来论英雄最恰当不过。
在沈溪提前判断鞑靼人出兵计划，并且成功预言鞑靼主攻方向并上奏朝廷的前提下，沈溪的调兵合情合理，甚至被很多人看作是妙笔。
问题在于沈溪的先见之明并未被朝廷采纳，朝中这些大佬可不愿承认是自己的懈怠才在战局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他们只觉得沈溪是撞了狗屎运，至于沈溪获得的战功，也被他们选择性忽略。
如果现场出现一致声讨的情况，那即便沈溪调兵合情合理，也会被定义为不合法，必须问罪。
从开始，就只有张懋和张延龄两个管军队的勋贵发话，旁人都在沉默中。
谢迁没有出言为沈溪辩解，旁人也未落井下石，这会儿都在等别人发表意见，自己站出来说话，或者会显得包庇纵容，或者会显得小肚鸡肠，以文华殿中这些大臣的阅历，他们觉得自己没理由跟一个后生小子斤斤计较，虽然从官品上来说，沈溪并不比他们低多少。
司礼监掌印太监萧敬一直旁观会议，静候给弘治皇帝传报的最后结果出炉，见场面有些僵持，他着急地道：“诸位大人，你们且说说，沈大人这调兵是该赞许，还是该定罪？”
话本身没问题，但谢迁听了却很不乐意，当即问道：“萧公公，作何一定是嘉奖或者定罪？沈溪小儿虽在一些事上做得有欠周详，但却成功预判西北战局变化，预料到狄夷的走向，如今据守土木堡，以土木堡为凭据与狄夷一战，有何不对？”
“即便朝廷准备放弃土木堡，沈溪小儿身处重围，又不能未卜先知，他所作所为全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即便不合规矩，但事急从权也不该定罪！”
李东阳劝道：“于乔，切勿心急，想来萧公公也并非是有要追究之意。”
萧敬连忙解释：“是啊是啊，谢阁老，沈大人在西北确实为大明立下功勋，我为他请功还来不及，怎会追究他的罪责？只是此事朝廷总要拿出个说法，陛下那边正在等着传信，诸位大人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
在司礼监多年，萧敬对于大明这些文臣的习惯早就一清二楚，有事一退六二五，没事打哈哈，自然而然就可以把小事复杂化，又或者将大事简单化。
萧敬发现自己不但要对皇帝鞠躬尽瘁，还要在这些重臣面前陪笑说和，当个日理万机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对他这样对权力无心之人，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萧敬从未有过争夺权力的野心，只希望平平淡淡过日子，只因他在皇宫中声望崇高，才被弘治皇帝委以重任。
马文升插话：“老朽看来，不如这般，传令土木堡，命沈溪即刻撤兵居庸关，同时加强居庸关戒备，令沈溪部可凭据居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