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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来的历史上，中央红军在12月1日前后通过湘江，于12月10翻越老山界，14-15日攻占贵州黎平，在18日召开黎平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尚未恢复权力的主席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议向四川、贵州边界进军，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苏区。这个计划得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这之后，1月1日至1月3日，强渡乌江；1月7日，攻克遵义，召开了中国马列党党史上至关重要的遵义会议。
不过在这个时空中，遵义会议显然是大大提前了，毕竟红军的速度和战斗力比之原本的水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12月9日，10日前后，就已经到达了离遵义以东不过三百里的江口、石阡一带。这之后红军的行军速度有所下降（毕竟保持高强度行军和战斗的时间已经很长了，而且后方的薛岳部新败，暂时也不敢逼得太紧），不过也在每日60里以上（边走边休整）。
你说强渡乌江？基本上，在常凯申反应过来，给王家烈发命令的时候，红军就已经抢占了占了渡口。
虽然如此，王家烈还是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万双枪兵派上去送死。而双枪兵的战斗力……在吸足了白面儿的时候或许尚可一观，一旦战斗的时间稍久，精力体力消耗一大，不用别人打自己就垮了。
实际上红军就是这么干的，在渡过乌江之后，还没有休整完毕的红军老实不客气地朝王家烈张开了血盆大口，先是一口吞了王部先头两个团（此时王部总共不过五个旅，整个贵州各路军阀加到一起，总共也只有三十多个团）——甚至都没怎么打，包围上不到一天，被包围后没得烟抽的部队就投降了——紧跟着又掉头把扑上来的犹国才部吞了两个团（在整个长征期间，黔军大约是红军打得最开心的对手了。尽管才经历湘江战役的重大失利，红军面对黔军依然打得轻松愉快，强度乌江，二占遵义，在赤水河来来回回等等，都是在贵州境内打的）。
只可惜黔军装备很差。其所使用的“赤水造”步枪性能之低下，连红军都看不上眼，蔑称其为“九响棒棒”。所以这两战虽然伤亡不大，俘虏不少，但是缴获却是不多，而那些个俘虏当然也无法补充部队。
当然，收获还是有一部分的，而且，如果抛开物质层面，那么红军的收获还不小。
通过对俘虏的教育释放，红军成功地向黔军灌输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要北上抗日（不是来抢地盘的），前段时间刚刚经过一场大战（湘江战役，虽然打赢了，但也有些麻烦），急需休整，所以会在贵地稍作停留（谁让你们黔军好欺负呢？）。你们与其过来找我们的麻烦，不如还是想想该怎么对付我们后面的中央军吧？（何键的下场你们应该看到了，留神点儿吧）
而因为这两仗暴露了黔军的战斗力，这让常凯申、薛岳、周浑元等人对黔军都不再抱有信心。但是没有地头蛇的配合，仅凭中央军的七个师（薛部损失了两个师，常凯申又给他补充了三个师，不过还在路上，还需要等几天才能到），一头撞进贵州这个地方去跟六万红军打山地运动战……说实话，这方面的亏常凯申已经吃够了。
所以薛岳的十个师停在了乌江边上，一方面收拢败兵，等待后续部队到来（常凯申调过来的三个师还在路上），一方面也是威慑正在整编中的湘军。另外，意识到黔军靠不住，湘军也还在整编中，常凯申只得命令滇军，川军，桂军，东北军向贵州开进，准备再次对红军展开围剿。
这么大范围的军事调动，所需要的时间就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红军从长征以来，终于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期。红军一方面在黔北大肆扩红（贵州太穷，军阀混战太多，老百姓太苦，对于中央红军很欢迎），整编部队，一方面广布眼线，密切注视周边军情。
到12月16日魏承恭离去之际，红军前锋部队已经攻克遵义。在魏承恭离去一天之后，中央红军进驻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个遵义会议的议题当然不再是追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湘江战役失败的责任问题。而是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带领红军走出去的，以及“去苏联化”的问题。
“我觉得，就在黔北开辟根据地就很好。只要我们能在黔北站稳脚跟，就能以此为基础，向川中发展。如果能够和四方面军相呼应，南北夹击川中军阀，就很有可能据有全川，”发言的人拿着魏承恭带来的《中国地图册》摇晃着，“四川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人，有粮，有煤，有铁，有油，有气，甚至连内陆很缺的盐都有，还有一定的军工基础，可以说，就算不与外界发生联系，仅凭四川自身的物产，就足以自持并支持战争。”
稍微停顿了一下，这位又道：“四川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川西坝子却又一马平川，来回调动军队非常方便，只要有十万红军，借助地利，凭常凯申此时的实力，基本就不用想要进来了。而只要能够守住一年以上，凭着四川的人力物力财力，再借助小傅带来的强大技术力量，我们可以不费劲地武装出三十万到五十万红军。到那个时候，我们还用得着怕常凯申吗？（此时常凯申的直属兵力——即所谓的嫡系，大约也就是这个数量）”
这种想法当然只是看上去很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