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与你一个人度过。我与陈言就是这样的。他后来交往过许多许多女朋友， 读初中时，他的小女友是全校最漂亮的女生；高中时他去了英国，从那时直到他大学毕业的七年里，绯闻不远万里地穿过英吉利海峡和欧亚大陆， 飘到他北京的家里。
传说他喜欢金发女郎。 传说他高三时的女朋友是《v》的模特。 传说他大学时交往过六个女朋友，都是足球队的啦啦队长。 又传说，某一任啦啦队长是伦敦某个有贵族血统的家族的大公子的女朋友，被他生生撬过来，结局是那人带了朋友在停车场堵住他，将他打得鼻青脸肿。消息传到国内，他的妈妈心疼得拎起包就要去英国，要和那人打官司，要收买当地黑道为儿子报仇，要陈言的爸爸发动各界的朋友给对方家族施加压力，要得到校方和肇事人的正式道歉——总之闹了个天翻地覆。
他额头很高，显得很聪明；一头卷发，小时候因为校规的缘故，剃得短短的，一丛丛贴在头皮上，活像一只小羊羔；他还有一对雪白的大板牙，整天嘻嘻地笑着，又像一只小兔子。
初三的时候我们分开。那时我的父母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离开北京，他的父母则决定送他。 我祖籍广州，但出生在北京，所以从未把自己和南方那座城市联系起来：我一句粤语也不会讲，爱吃饺子，习惯了在晚高峰时突然来一道交通管制，觉得暖气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根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突然要我去广州，我大哭了三天不肯答应，一定要留在北京读寄宿高中。
我的爸爸妈妈一开始不同意，后来我哭得实在太可怕，他们只好说： “反正你留在北京呢，也是不在父母身边，不如你和陈言一起？”
当时陈言一家人都在我家做客，我两眼红肿，坐在沙发上拼命摇头， 说：“我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我舍不得爸爸妈妈。”
陈言的爸爸妈妈立刻顺势夸我“懂事”“孝顺”“还是养女儿好”，又说陈言去英国是他自己提出的，非去不可，而且自己早早地把行李打包好，好像巴不得一去不回头。
陈言坐在我对面，因为不用去学校了，头发长长了一些，又松又卷， 好像一个艺术家；他瞳仁的颜色很黑，眼神忧郁，可是嘴巴依旧嘻嘻地笑着，露出一对雪白的大板牙。
“小兔子，你笑什么？”我没好气。 “我笑啊，女孩就是女孩，你还是乖乖回广州吧，跟我去英国，我肯定把你卖到非洲。” 我甩了个脸色就回了房间，坐在椅子上生闷气，隐约听到他爸爸妈妈呵斥他的声音，又向我爸妈道歉。我对家里的事知道得不多，也无心打听，但那时他爸好像要请我爸帮一个什么忙，所以总是很谦卑。
他爸爸用很吓人的语气大声让他向我道歉，我得意地等着，他一定会来，他很怕他爸。
果然，他苦着脸推开我的房门。“你走开。”我继续发脾气。
他大大咧咧地往我床上一躺，鞋子也没有脱。“拿点儿吃的，饿死了。”
那时候我们在长身体，每天都很饿。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吃一盒巧克力，我已经是个十四岁的少女，和一个同龄的男生躺在一起，隐隐觉得不好；可他似乎十分磊落，吃到一块有榛子夹心的，就说：“这个不错。”把剩下的一半塞到我嘴里。
我听着窗下暴躁的蝉鸣，嚼着他吃剩的半颗榛子，心里突然感到无限伤感：很快我们都会长成不得不避嫌的大人，这两小无猜的情景，本来就没有几年的时间可维持；何况他又要远渡重洋，不知道七年后他毕业回国，我们还有几句话可谈？
“你能不能不走？” 他叹了一口气。 我对那一刻的印象无比深刻。十四年，我没听到过他叹气，我甚至没见过他皱一下眉头。他是一个真正的公子哥，一个没有心的人。 但他叹了口气，说：“我只想走得越远越好。” 我仔细听了听门外，四个人的交谈声还在继续，好像在讲什么工程。
我压低声音：“他们还吵架？” “吵，没日没夜。你记得我爸那架瓷器吗，放在楼下客厅里的？”
当然记得。有拍马屁的人给他爸爸“收藏家”的头衔，其实“家”
不一定算得上，但“狂热的瓷器爱好者”是没有问题的。陈言说的那架瓷器是陈列在一层客厅里的一架精品。 “记得。”我说。
“没了。” “卖了？” “呸，你家才卖东西呢。”
当时我们有一个同学，爸爸被人诬告 —— 真诬告还是假诬告也无从考证，反正全部财产都被没收了，只剩下她妈妈藏起来的一柜子名牌皮包。她爸爸去了监狱，妈妈没有工作，她们母女靠卖包度日。这件事在同学们中间传得十分神秘，据说其中有一只价值百万的鳄鱼包，那只包全国也没有几个。所以“卖东西”是一个很不吉利的词，象征着家道中落。
“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