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汉江平原这个粮食产地被轻松拿下，此时北方的元军已经忙着扑火。这对共和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战略时期，湖北的战果让共合军认识到，现在是共和建立以来唯一的一次单线作战。没有北线的支持南边的元军是如此的疲弱。
“我们现在南下有什么困难？”湖北战役结束后程攀用手指在湖南北部和江西北部这个范围画了一个圈。各大军事主官对着地图研究这计算着后勤路线和消耗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最后这些军官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这些军官提出的方案是对长沙和南昌这两个大城市攻击占领从而辐射到两省北部。实现这两个作战方案的关键就是和长江相连的鄱阳湖和洞庭湖。后勤船队可以通过这两个湖的水路对部队进行补给。整个作战将动用10万到16万左右的计划，当然打下这两个城池容易。作为两个省最大的反动力量打着元朝旗号的军队窝在几个据点中，只要大炮一响就可以对其消灭。但是共和还要面对另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湖南宗族势力十分强大。打下湖南后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组建基层力量。共和上下已经做好在湖南打一场人民战争的准备了。人民战争发动起来困难，因为被地主们压迫了上千年的农户往往认识不到自己在被剥削。在打到地主的过程中往往都是地方上的好吃懒做的地痞流氓最先相应的，地主中肯定有勤劳致富的人，无产者中也肯定有各种恶习缠身败光家业的人。程攀制定的土地上限为三十亩的规则绝不是单单的暴力分田政策而是将土地先农场化，然后再小型公社化。其中要将其中的懒惰的出格的人在劳动中显现出来。这样会减少政府贷款给农民产生的私账呆账，也就是说共和不准备投资这些懒汉。
而这些懒汉在共和解放一个地方初期，共合军在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一段时间如果不注意的话会给当地带来很大的破坏，打着投诚共合军的旗号抢劫是这些痞子们的拿手好戏，所以在发动人民运动的时候注意制定运动的规则是最困难的，如果不能控制人民运动，那就是如同一样的灾难。共和之所以现在没敢迈开大步实行全面解放战争，就是要确保人民运动的可控性。一味地依靠无产阶级，程攀不敢，程攀只能通过农场政策将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中的劳动阶层从中筛选出来。所以在剿灭湖南的元军很容易，但是要从制度和军事上彻底消灭湖南绅缙们的经济基础和他们组建的民团，这需要一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用力量碾过去。
相对后世新中国建立的那些伟人，程攀自认为气魄不如他们，也不不知道自己制定的慢慢的一步步统一是否比快速统一好，但是现在共和的外部环境要原时空好的多，原时空里中国被列强环绕，只有快速统一才能有力量抗击外部干预。所以不顾及一切困难和各种不到位的工作，对基层人民不加鉴别的发动广大民众人民群众，推翻把持地方农业经济的地主阶级，和阻碍工业化的买办阶级是当务之急。时间拖得越久，外国势力对这些腐朽集团扶持的力度越大，整个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至于现在全世界只有共和初步完成了工业化的奠基。外部来此工业国的威胁根本没有，，所以就不急着迅速统一，要尽量认真细致的革命。不能像法国大革命那样席卷全国似得。那样快则快以，但是很多不该死掉的人都死了，给法国带来大量损失。
现在共和的经济也对快速统一没有要求，现在是殖民政策和土改一起来。大量的海外领地让共和没有急着将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国有化，只是将旧的土地政策中最不公平的部分打掉。如果当地地主在个人有能力耕种的能力下将土地不抛荒的将土地产权分配给家族没一个成员，这样共和还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有的家族名义上土地产权分配了，暗地里还是实行家法家规，妄图用族长的余威来控制已经被分配土地的成员。经典案例就是淮南的一个家族几十口人在族长的带领下阻止一个过去族内的成员与外姓的结为公社，一天到晚的上他家骚扰，最后这个家庭直接把官司打倒了当地乡镇府，乡政府当然不会受理案件，于是当地法院接手。共和的法律当然不会法不责众，宣判这个家族参与威逼的所有人每人赔偿这个被骚扰的家庭一百公斤粮食币。这个家族不服从法律判决，聚众冲击法院这样性质就严重了。军队出动，检察院起诉，这些人全部以扰乱执法罪被判决，劳改3年发配吕宋，这个案件被共和报纸当成经典案例宣传。原先地方上还想携众威逼政府的势力立刻老实起来。
同时那些分配到土地的宗族成员，看到了共和在这个事情上果决，于是在原先宗族高层面前直起了腰杆。宗族的约束力变得越来越弱，往往就看在血缘上和往日见面的情分联系着。
这个政策在外省看来就是没有道德，官府怂恿家族内部分家产的恶政。但是当湖北和湘赣北部被强大的共合军和地方民兵堵在家门口时只好实行这个政策。当然不是实行这个分田给族内人的招式就完了，不把几个坏透了的地主批斗一下怎么能提高人民革命的热情，往日这些作威作福的人在地方上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不彻底处理是不公平的。所以共和在新占领区设置了几个新罪行，放高利贷罪，开妓院罪，倒卖人口罪。凡是作恶的人在人民的眼中都是无处遁形，当然也有隐藏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