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军在南京城下喋血鏖战，消息传到数千里外的桂林，立刻点燃了整个朝堂，引来无数殷殷期待的目光。
那可不是别的地方，而是南京啊！是大明的留都，江南的象征，多少人魂牵梦萦的金陵，多少人望断归乡路的石头城，多少人寄托复国希望的建业之地……四川不重要了，湖北不重要了，福建也不重要了，朝堂上下内外，所有人都在讨论一件事，楚军能否收复南京？！
桂林城里变得异常亢奋，率性的士子放歌纵酒，只等收复南京的消息传来，就趁着春色一起还乡，略知兵事的武将高谈阔论，评点大江南北战局，仿佛不日就可收复整个南直隶，收复浙江和福建。
速胜论迅速抬头。
隆武朝廷的文武官员，十个里头有八个都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还有一个半也是一知半解，在他们想来，楚军既然已经一路势如破竹打到南京城下，当然不能半途而废，拼了命也应该攻占南京，让大家好好爽一下……朝廷里少数有些见识的，知道攻打南京坚城得不偿失，就算付出巨大的代价打下来，将来也守不住，但是他们的声音太过微弱，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狂热的气氛中，再也听不到了。
内阁六部中的一些官员，已经在规划更为宏大的目标，只等平定江南后就立刻渡江北伐，顺着大运河北上直捣京师。然后一战而定天下，把清军逐出关外——“北伐”，是朝廷里现在最流行的词。出现频率仅次于“南京”。
在这种气氛的影响下，隆武帝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心情浮躁而亢奋。
整个东征计划是汪克凡一手制定的，但是隆武帝也参与了决策，东征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没有强大的水师，明军不可能在江南长期站住脚。只能打了就走。但是战局的发展如此顺利，又让隆武帝觉得清军不过如此。汪克凡是不是……太保守了？
这种战略大方向的调整，一个很小的改变就会牵动方方面面，造成巨大的影响，为了慎重起见。他和朝廷里的各位大佬反复商议……朝廷里的这些大佬都是很谨慎的，但大多数还是偏向乐观，认为可以适当调整战略方向，向南京方面倾斜，当然福建方面也不能放松云云。
楚勋派系的态度反而有些保守，几位重要的楚勋大佬比如傅冠、文安、吕旻园等人，心情都很矛盾，期待之余又非常担心……南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听说楚军还钻进了宁镇山区。怎么看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这一仗就算打赢了，真的收复了南京，反倒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楚军和楚勋也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带来数不清的的麻烦。
隆武帝集思广益，心里大致有了主意，在做出决策之前，又特意召见孙可望，询问他的意见。
孙可望前几天刚刚来到桂林。
大明开国二百多年。朱姓亲王都被关在封地当猪养，一辈子也不一定会和皇帝见面。孙可望作为第一个异姓王，却和他们完全不同，隆武帝给他下了一份觐见诏书后，就从云南跑到桂林来面圣，并且受到高规格的热烈欢迎。
当然了，云贵那边还有一大摊子，孙可望大老远地跑到桂林，也不是闲的没事来串门的，除了和隆武帝联络感情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和朝廷进行合作。
云南虽然物产丰富，但是地方实在太偏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孙可望的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需要和两广、湖广互通有无。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军阵营也需要得到隆武朝廷的支持，比如刚刚收复的大半个四川，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就有很多矛盾需要隆武帝从中协调，下一步如何攻略汉中和陕西，也需要各路明军进行配合。
和历史上那个嚣张跋扈的“秦王孙可望”比起来，这个时空的“翼王孙可望”就要内敛得多。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历史上永历帝和大西军合作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众叛亲离的流亡皇帝，或者说就是一个傀儡，只能受制于孙可望。永历帝和他的亲信又不安心当傀儡，千方百计挑拨孙可望和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最后居然真的成功了，孙李反目，自相残杀，使得李定国两蹶名王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清军顺利攻入四川……
李定国两蹶名王的时候，南明的形势的确一片大好。当时多尔衮已经死了，满清经过反复的内斗和清洗，国力军力严重下降，已经没有刚入关的那股锐气，顺治甚至打算和南明划江而治……大西军这个时候偏偏发生内杠，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说的难听点就是自己作死，亲者痛仇者快，令人叹息不已。真要是划江而治的话，满清很可能和他们所谓的老祖宗金国一个下场，过上几十年，自己就从根子里烂掉了。
永历政权之所以发生这场内杠，固然是因为孙可望野心膨胀，目光短浅，但是永历帝和他手下的一般文官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连李定国的应对也有一些不妥……所谓人无完人，李定国毫无疑问是个民族英雄，但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圣人，否则南明也不会灭亡了。他是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方面却差了些火候，比如孙可望降清后，他就开始清洗孙的部下，排挤刘文秀，以至于军心涣散，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孙可望因为眼光和境界的问题，不算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个天生的内政管理人才，而且水平很高，比李定国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在南明前期贡献很大，他投降满清之后。云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