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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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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的岩晕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肉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sū_xiōng，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肉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社会环境有关，入前文所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他们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